一、土地为什么要三权分置？
几百年前，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：土地是财富之母……
几十年前，一位中国诗人说：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两个人说的都是土地的重要性，一个是从经济上，一个是从情感上。而对于靠土地谋生的农民来说，土地就是命根子。
从90 年前的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，到70 年前的土地改革，到40 年前的农村改革，核心都是土地。这说明，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命根子，更是整个国家发展与稳定的基础。
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制度安排，是所有制问题。有关土地制度的文章汗牛充栋，讨论和争论的核心，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哪个更好。在理论和学术上，可以不断争论下去，但是，对于决策者来说，无法等待，只能选择。这种选择，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。这种选择，也没有标准答案，不同的国情等具体情况下，最佳选择不同。对理论理解得越透彻，对实践了解得越深入，得出的结论就越科学，选择就越可行。
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，我自己的认识，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。开始时是一种想法，然后有过摇摆，最后坚定了一种观点：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安排，是最适于我国情况的选择。
这要从农村土地的功能说起。农村土地的功能很多，有上述诗人表达出来的情感功能，有环境生态功能等等，而最为基本的功能，是上述经济学家所说的功能，即生产资料功能。在美国、巴西这样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国家中，尤其如此。而在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国家中，尤其是在我国，在城乡制度差别仍然存在的情况下，土地还有另外一项基本功能：社会保障。
这种社会保障功能，事关重大。我国有2 亿多农民工，他们在城市中打工，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，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。因此，当遭遇失业时，他们只能返回农村，而农村的那块承包地，就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，一种托底性质的社会保障。
近年来，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很快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，成为必需。这时，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，就出现了冲突：生产资料功能要求流转，而社会保障功能则要求稳定。如何协调处理好这两种功能，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。土地的三权分置，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，即把土地产权关系划分为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；所有权归集体，承包权归农户，经营权归具体的使用者。实际上，就是把原来的承包经营权，明确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。
集体所有权。我认为，有两方面重大意义。一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，这是社会制度要求；二是更好地进行用途管制，保护土地，不让土地被滥用或转为非农地。在我国，如果实行私有制，则农村土地用途管制会很难，会出大问题。就像很多城市小区中的私搭乱建，一旦失控，法不责众，后果就不可收拾。另外，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的征用，也将变得更为困难。
农户承包权。这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权益的体现，为农户提供托底性的社会保障。农户承包权，应该永久不变。只要农户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，就不能被以任何方式剥夺承包权。否则，就会出现土地兼并，出现拉美国家的城市贫民窟和社会动荡问题。有人主张可用承包权做信贷抵押，这是直接破坏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，无异于杀鸡取卵。放开了这一点，就等于放开了土地兼并，为城市贫民窟提供人口。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，有别的更好的办法。
经营权。这是承包权的价值体现。获得承包权的农户，具有初始经营权。行使这项经营权，可以自己种地，获得经营收入；也可以转让出去，获得地租收入，同时保留承包权，即保留收回经营权的权利。打个比方，就像城里人的产权房，既可以自己住，也可以出租给别人住；出租之后，也是保留着收回来自己住的权利。把经营权与承包权拆分开来，更有利于打消农户转出经营权的疑虑，更有利于那些真心想做大做强农业的人，取得更多的经营土地，推动农业现代化。美国和欧盟的大农场，大都也是租地经营的。
我觉得，从本质属性看，经营权可以称为“农业经营权”。因为，无论谁持有经营权，无论是承包农户自己，还是转给其他人或者企业，都是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，而不是别的。不少投资者眼睛盯着这项经营权，看到的不仅仅是庄稼、蔬菜和果树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房子……如果明确命名为“农业经营权”，可直接断了投资者的非分之想，便于更严格地管理土地使用，更好地保护农业用地。
简言之，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、农户承包权、农业经营权三权分置，可以更好地协调、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、农户利益和农业产业发展。
二、农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我国目前和未来农业的发展，面临着很多问题，很多挑战。从国家的角度看，农业发展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我觉得，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：如何用越来越少的土地、越来越少的水资源、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贵的劳动力，生产出更多、更好、更安全的农产品。
这是一架天平的两端：一端是“越”字，是供给侧；另一端是“更”字，是需求侧。如何让这架天平保持平衡，是对国家的挑战。
先看需求侧。需求方面，是要实现的目标，是刚性的，没有太多好商量的余地。现在天天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从来不说需求侧结构性改革，就是这个道理；需求侧，无法改。
更多的农产品。一是人口不断增加。全面开放“二孩”政策，注入了人口增加的新动力。去年净增加了809万，今后会更多。二是收入水平不断增加。这意味着更多的消费需求，也包括更多的浪费。三是城镇人口比例上升。城镇人口每年增加2000多万人。人均算账，城里人吃的，包括城市里的农民工，比农村人多。四是工业化发展，需要消耗更多农产品原料。
更好的农产品。吃饱了之后，就要求吃得更好。主要是口感和观感，也有其他方面的更高要求。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，更好，意味着更少。口感好的水稻，往往单产较低；土猪笨鸡的味道更好，是因为多喂养了很多天，用的饲料多，产出肉量少。
更安全的农产品。这意味着要用更安全的农药等，也意味着成本更高。有成本更低也安全的办法，例如转基因技术，但是反对的声音不少。即便没有反对声音，想研发出抗性好的转基因食品，也远远没那么容易。
再看供给侧，这是应对挑战的着眼点和着力点，是必须要采取各种对策克服的困难点。
越来越少的土地。城市化和现代化必然要占地。仅近5年全国被占用的耕地数量，就超过京津沪现有耕地总量，接近福建省耕地总面积，或海南省全部耕地的2倍。未来，城里的房子，还要继续盖；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，也要继续建……因此，土地的减少，也将继续。控制得当，也许会少减一点。
越来越少的水资源。看看华北平原就知道了。种出一公斤小麦要一吨水；现在华北农业要靠地下水灌溉，深度已经达到几百米了。很多地方地下水位还在逐年下降，多的每年下降一米以上。将来，可能不是有没有种小麦的水，而是有没有城乡居民喝的水和其他产业用的水。其他地方也各有不同的水资源问题，西北地区最为突出。
劳动力问题。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，谁来种地，不再是一个虚拟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农村劳动力越来越贵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进城农民工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.7%。农民工收入大幅增加，拉动了农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。广西甘蔗人工收割成本已经占食糖价格的30%左右，新疆人工采棉成本占棉花价格的40%左右。更重要的是：劳动力成本增加是刚性的，只能升，很难降。
以上6个方面，都很明确。也许，天平的倾斜现在还不很明显。但是，如果放任自流，需求端一天天重下去，供给端一天天飘起来，结果不难想象。应对这个挑战，需要努力，需要奇迹。奇迹的发生，在于创新，包括政策创新、科技创新、组织创新等。从国家决策的角度看，需要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：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，无法靠加班加点，不能靠临渴掘井，功夫一定要做到前面。重在完善体制机制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大农业科技投入。
与此同时，这个对国家的重大挑战，对所有涉农产业从业者来说，都是重大机遇和重大商机。这种机遇和商机，既存在于需求侧，更存在于供给侧。只要能通过技术创新、组织创新、业态创新等，为国家解决上述挑战做出贡献，则功莫大焉，利莫大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