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栏的话：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高度重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。前不久出台的《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更是将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促进农业科研创新，为“三农”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和活力，是其中应有之义。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研成果的宝库，本报从今日起开设“创新驱动兴‘三农’”专栏，聚焦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大学，报道他们在科研和体制机制创新上的特色亮点，关注他们在理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、破除科研人员创新障碍等方面的探索实践，敬请关注。

中国农业大学这些年不断迎来丰收季：徐明良教授研究团队首次完整报道玉米抗病QTL克隆和抗病机理；由本校培育成的“农大三号”节粮小型蛋鸡累计推广6.3亿只，促进农民增收6.3亿元；食品学院超高压技术的新进展，标志着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的创新；农业物联网中心集成多项技术，在水产养殖等产业为物联网应用起到示范作用……

110年，一所农业大学能走多远？中国农业大学用骄人成果作出了响亮回答。

从1905年出发，中国农业大学见证了中国农业一个世纪艰难的现代化求索，浓缩了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百年来跌宕起伏的风雨历程。走进地处京西圆明园西路的中国农大西校区，繁花正盛，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。唯有包含欧式风格和中国元素的老校门，静静矗立在校史馆前。门上方双龙拱卫的牌匾正中“农科大学”的繁体字，仿佛仍在述说“兴农报国”的不变追求。

百余年间，中国农大以服务“三农”为己任，以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前沿为目标，在培育出大批专业人才的同时，也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科研创新的重要策源地、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重要辐射源。步入新世纪，中国农大更是高举“顶天立地”大旗，在中国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征程中和加速创新驱动的态势下，不断改革创新，践行着恒远的使命与担当。

顶天是树干，越繁茂越向上越好，在世界科技前沿寻求突破

本世纪初，中国农大提出“顶天立地”的科研创新工作追求。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解释说：“‘顶天’就是在基础性研究上取得世界学术前沿领先的创新成果，‘立地’就是在应用性研究方面取得社会经济效果大的成果。”如果把“顶天立地”比作一棵树，顶天是树干，越繁茂越向上越好；立地则是扎根越深越好。

“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，资源环境等的约束持续加剧。作为以农业科学为特色的全国重点研究型大学，我们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。”柯炳生多次强调，“要以理性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，把注意力更多放到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上。一项重大成果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，是多少项一般性成果所无法比拟的。我们应该出更多高水平的论文、更多价值大的专利、更多社会效益好的科技成果。”

为此，中国农大改革考核制度，取消年度考核的数量要求，注重为老师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。不少高校老师还在被各种指标考核困扰时，农大老师却可以轻松地从事科研教学。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召虎告诉记者：“学校不给老师下硬性的科研指标，不搞短期绩效考核，尽可能排除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影响，让老师们能够潜心研究，做大文章，出大成果。这是符合科研规律的，科研需要沉淀。”

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故事在学校传为佳话。徐明良教授团队历经10年研究，克隆了玉米抗丝黑穗病的数量性状基因，揭示了抗病机理及分子进化机制，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《自然遗传》上。而事实上，徐明良教授团队的科研经历，仅是农大宽松学术氛围的一个小小投影。

打破了人才创新的障碍，科研迸发出无穷的活力。一组专业的数据或许能显示中国农大的学术成就：根据美国ESI（基本科学指标）最新统计，中国农大的农业科学、植物与动物科学、环境科学/生态学、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等7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%的行列；1998年以来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《Nature》和《Science》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第6位；农业学科排名全球大学第4位，一级学科评估金牌数量居全国高校第4位，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数量累计居全国高校第6位。

立地是扎根，越深越好，在“三农”大地上体现价值

上世纪70年代，北京农业大学（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）的石元春、辛德惠等老一代农业科学家先后驻守河北曲周，最终使盐碱地变成了米粮川，彻底解决了南粮北运问题，也因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成果特等奖。这也成为了中国农大成果转化、服务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“我们学校一直有社会服务的传统。”中国农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海芹向记者回顾，“但以前都是专家教授自发做，没有形成体制机制。作为面向全国的农业类高等院校，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创新，探索出全新的社会服务模式和路径。”

2012年，中国农大建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，探索新时期农科教、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综合服务体系。建院伊始，学校主要领导亲自率队与北京市各区县对接，寻求针对性更强的服务。3年多来，已成功探索“科技小院”、综合实验站和教授工作站3种社会服务模式。

今春，广东徐闻的菠萝又丰收了。在前山镇甲村村民看来，丰收离不开农大的“科技小院”。3年前，李晓林教授主动请缨南下，将本校河北曲周“科技小院”的模式在徐闻复制。正是在几名研究生的跟踪指导下，村民用上了新技术，菠萝长势旺盛，硕果累累。“要不是农大学生，我可种不出那么好的菠萝。”村民彭德灿感慨道。

如今，中国农大在全国已建立20个“科技小院”，还带动其他高校建立50个。服务对象从一家一户扩展到现代化大农业、大企业，服务的作物也从粮食作物扩展到经济作物。“我们让研究生住在村里，为农民朋友提供面对面的指导，解决实际生产问题。”李晓林对记者说。

而中国农大在校外成立的26个综合实验站，不仅提供科技服务，还进行区域综合服务并辐射周边。

相较而言，以校地、校企合作为形式的教授工作站，则强调资源整合，突出专家团队的力量。眼下梨花正盛，位于北京门头沟的中国农大京白梨教授工作站极为忙碌。李天忠教授介绍，工作站里不光他一个人，还有植保、水肥等各个方面的专家，全程帮农民解决京白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。

“现在解决生产问题的科研不是单学科就能独立完成的，需要协同交叉创新。”李召虎说，无论是“科技小院”，还是综合实验站、教授工作站，在机制上都实现了跨学科协作，实现技术的集成推广。“这样的服务效率更高、效果更好、影响更大。”

仅“十二五”以来，中国农大每年与企业签署研发和转化项目400余项，已签署了2000多项横向合同，合作地区涉及全国所有区域。仅以自主研发的玉米为例，推广的新品种达到13个，每年推广面积达1000多万亩，平均每亩增产50～70斤，新增效益5亿多元。

未来的希望在创新，让“顶天立地”再结硕果

多年来，中国农大通过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，科研、培养人才、传承文化和社会服务四大职能实现了有机结合和统一。

“无论是‘顶天’还是‘立地’，都需要良好的科研机制体制的环境。”柯炳生认为，中国农大要做农业高校里的先行者、领头羊，就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多尝试、多探索。

为更好实践“顶天立地”，尤其是推动成果转化，吴海芹希望“国家能给予高校社会服务稳定的经费支持，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。不能让科研人员背着干粮用自己的工资去做公益性的成果转化工作”。她解释说，在中国农大，老师的教学任务很紧，科研工作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，社会服务更是无法长时间投入，从国家争取到的资源和资金也极为有限，这就导致“随着某一个项目的结束，社会服务也许也结束了，不能系统地服务社会”。“创新驱动发展本质上是人才驱动，所以我们既要用事业来激发创新者的勇气和毅力，也要给予必要的物质激励。”

“农业科技创新的公益性很强，社会性也很强，应加大对于科研单位的稳定支持，不仅要针对科学研究，也要考虑到社会服务。”李召虎同时也表示，今后，中国农大自己也将继续通过创新驱动，通过政策导向等方式，对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，对社会服务转化职能给予合理评价，鼓励更多创新成果出现。